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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慧青:略论两宋思潮与唐鉴是非

  纵观宋代史著,《资治通鉴》无疑是此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作为《资治通鉴》的主要编修者之一,范祖禹对《资治通鉴》的完成起到了凸起的感化,他所次要担任的“唐史”部门,是《资治通鉴》唐纪部门中最富史料价值的篇章。恰是在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根本之上,范祖禹完成了他最主要的汗青著作——《唐鉴》,他也由于此书的成绩被时人称为“唐鉴公”。在此书中,范祖禹成长了《资治通鉴》中所确立的治乱兴衰之论,在良多方面确实表现了对温公学派的承继。然而,将范祖禹所著《唐鉴》与《资治通鉴》作一对照阅读,在史事记录、史观表述以及史评、史考方面,都有诸多不同,相对于司马光,范祖禹更重视正统论、心性论的表述,受义理之学的影响也较为较着。故此,《唐鉴》成书之后,两宋学者暗示了稠密的乐趣,对它有诸多攻讦和谈论,反映了两宋史家在史著体裁、史著的功能、史家心性等方面的立场与见地,对研究宋代史学攻讦的成长特点有必然意义。

  近年来,对范祖禹及《唐鉴》的研究功效不少,它们次要都是环绕范祖禹本人的汗青思惟展开阐述,特地研究宋代学者对范祖禹及所著《唐鉴》的攻讦的阐述还不多见。因而,笔者仅就这一问题谈一点小我认识,不妥之处,还请史学界前辈和读者斧正。

  一、《唐鉴》的特点

  《唐鉴》成书于北宋中期,是宋人私撰唐史著作中最为出名的一部。范祖禹进呈《唐鉴》于宋哲宗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比《资治通鉴》成书仅晚了一年多,可见范祖禹应是在参修《资治通鉴》期间就动手于此书了。熙宁二年(1069年),司马光开史局作《资治通鉴》,以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为助手,编录材料,编为长编,再由司马光同一删定成书,《资治通鉴》在选材和史论方面所反映的,次要是司马光的看法和见地。范祖禹对唐史颇有本人心得,但作为助手则不宜过多干与,因而他选择在《资治通鉴》之外另作《唐鉴》。比之《资治通鉴》,《唐鉴》加强了史论的比例。范祖禹记唐朝史事三百零六条,除自唐中宗嗣圣元年(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中宗即位,至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二十二年只记史事、全无评论之外,其余部门均连结一事一议,有的仍是长篇评论。范祖禹强化正统认识,注重“内圣外王”之说,倡导君主应“治心”,反映了必然的义理观念的影响。具体而言,次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史论连系,以资国政。

  范祖禹《唐鉴》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他将史事与史论相连系,通过对唐代治乱兴衰的简要记述与评价,谏言当朝者的施政行为,反映了稠密的“以史为鉴”的特点。在《进唐鉴表》中,范祖禹就申了然但愿藉《唐鉴》而“仪刑祖宗之典则,四方承式,万世永赖”的意图。《唐鉴》卷一记录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定官制一事,范祖禹评论说:“夫六合之有四时,百官之有六职,全国万事,备尽于此,如网之在纲,裘之挈领,虽百世不成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臣未见其可也。”这一段谈论当为针对元丰改制而发。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时为右谏议大臣的范祖禹上疏,要求“尽复祖宗之法”,此中对元丰改制亦有攻讦,称“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大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今逐个依之,故自三省以下无不烦冗,反复迂滞,不如昔之简洁”,这段攻讦与他对唐代官制的评价颇有联系,可见其史论与时政的联系关系。

  其二,明辨理义,尊奉“正统”。

  范祖禹对“正统”中所包含的“德”、“义”、“礼”等儒家价值要素很是注重,在他的史论中,君主的有德或者无德间接决定了统治的荣枯。范祖禹以拨乱归正为务,重视“教化之正”与“全国一统”的连系。《唐鉴》的最初,范祖禹着重阐了然他关于“正统”的见地:

  三代之得全国也,以仁,其失全国也,以不仁;人心悦而归之,则王,离而去之,则亡。故凡有德则兴,无德则废。君人者,勤于德以待全国之归罢了。

  范祖禹承继了欧阳修“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正统观,对司马光所谓“王霸无异道”的概念提出了贰言,将君主之“德”作为维护王朝法统的根底,深化了“正统”的道德内涵。他的“治心”之说与“正统”观念,提拔了北宋在“祖宗家法”指点下的“德治”功效,从“道统”和“政统”两方面强化了北宋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将道德攻讦的原则注于君主王朝法统的血脉之中。

  其三,强调君德,讲究“治心”。

  范祖禹的君主论的主要特点,在于他在欧阳修等人的根本上,进一步强化了“君德”对国度成长的影响,将“治心”看作君主安邦立国的底子。在封建民主前提之下,君主之所以“杀谏臣,惑女宠,极豪侈,求长生,悦祥”,作出各种倒行逆施之举并最终导致国度动乱,在范祖禹看来,次要是因为“有所陷溺其心”,因而,“治心”对帝王来说就显得尤为主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全国自治”。范祖禹通过史论表达出对“帝王心性”的注重,将“治国”与“治心”联系在了一路,这成为他汗青思惟中的主要内容。

  二、北宋学者为何推崇《唐鉴》

  据晁说之《晁氏客语》所载,范祖禹“生平为文,深不欲人知”,《唐鉴》初刻,他还曾欲至京师毁版,被其子范冲劝阻,《唐鉴》才得以成功发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与范祖禹同时代的诸多学者、臣僚对其都奖饰不停。据《宋史》本传所言:“(范祖禹之《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可见北宋学者对此书的注重,以及对范祖禹的恭敬。

  对《唐鉴》好评有加的,首推曾与范祖禹颇为交好的程颐。关于范祖禹与二程的关系,后世学者说法纷歧,朱熹《伊洛渊源录》引鲜于绰《传信录》,称其“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对此朱熹是有分歧看法的,他在翻阅范祖禹之子范冲所著《范太史遗事》之后发觉,“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考据传世的《范太史集》与二程文集,确实没相关于范祖禹师承于二程简直实记实,吕本中在回忆吕夷简的交游时也曾云:“荥阳公交游,则二程、二张、孙莘老、李公择、王正仲、顾子敦、杨应之、范淳甫也、黄安中、邢和叔、王圣美也”,范祖禹与二程平辈订交的可能性更大,而范祖禹的汗青思惟也确实遭到了二程的影响。朱熹所辑《河南程氏外书》记录:“范淳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甫乃能相信如斯’。”《伊洛渊源录》引《范公遗事》记录:“元祐中,客有见伊川先生者,几案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谓客曰:‘近方见此书,自三代当前无此谈论。’”。《河南程氏外书》中亦有雷同记录:“伊川使人抄范淳甫《唐鉴》,先生问曰:‘此书若何?’伊川曰:‘足以垂世。’”。按《河南程氏外书》所载,此书之所认为程颐所重,是由于“范淳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甫乃能相信如斯’”。《唐鉴》以“君德”为号召,将“治国”与“治心”融为一体,行“正统”之大义,以上各种,都可见程氏理学的影响;“尽用先生之论”似嫌夸张,但正如《程氏外书》所言:“《唐鉴》谈论多与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类”。范祖禹以“春秋笔法”记录武周朝的一段旧事,也使得他本人成为了理学家所推崇的良材。

  不只理学家注重此书,其他学者对《唐鉴》也多有注重,《晁氏客语》曾记范祖禹之子范冲拜访苏辙一事:

  崇宁初,淳甫子冲,见栾城先生于颍昌。栾城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看《唐鉴》。”

  苏辙于绍圣年间也曾因否决新法被贬,履历与范祖禹略同,作为苏学的代表性人物,苏辙的汗青思惟与范祖禹差别颇多,但在其晚年却对《唐鉴》颇有乐趣,这一方面可见《唐鉴》内容的精到,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唐鉴》风行之广。

  元符元年(1098年),范祖禹因党争遭贬,客死化州,但他所著《唐鉴》仍然传播四方。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载有如许一段旧事: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全国,坐党锢事。久之,其季子温,自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极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一日,游大相国寺,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罢了。见温,辄指目相谓曰:“此‘唐鉴’儿也。”

  范祖禹晚年受党争之累,客死异乡,然而其所著究竟青史留名,在《唐鉴》之后,北宋似再无主要的史论类著作。

  三、如何对待南宋学者评论《唐鉴》的是长短非

  进入南宋之后,《唐鉴》仍然为世人所重,它所包含的汗青兴亡之道成为皇帝、朝臣关心的重点,其义理精力也被理学家们所垂青,环绕《唐鉴》的攻讦与争议,从南宋初年不断延续至宋亡,成为南宋史学攻讦成长的主要例证。

  (一)对《唐鉴》“以史谏政”特征的评论

  早在南宋立国初年,孙觌就曾进《讲筵乞读范祖禹〈唐鉴〉札子》于宋高宗。孙觌认为“人主无职事,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则人主之职也”,而“《唐鉴》一书,专论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恶之辨。唐之所以兴以君子其所以废以小人,著之简篇,炳然在目”,因而,他建议宋高宗“每御迩英,诏摆布之臣进读《唐鉴》一二篇,不出岁年可见唐室废兴之由,尽出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际,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必能补圣政之万一”。孙觌的这一札子呈于绍兴初年,在这之前的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摇摇欲坠中称帝,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和”或者“战”的问题。而“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辩论,往往就会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孙觌力主议和,在靖康之变时还亲身执笔,草拟降服佩服文书,他上此札的意图,与其政治立场关系亲近,但札子所言的《唐鉴》以唐代治乱兴衰为自创、“功臣大德、乱臣贼子、忠邪贤佞,如指工具,如分口角,开卷了然”的特点,归纳综合的十分精确,把握了《唐鉴》以书写汗青而指导现实政治的特征。

  孙觌的建议似乎颇为无效,宋高宗对《唐鉴》很是垂青。张端义《贵耳集》曾记:“德寿(宋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怀抱;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高宗从施政的角度出发,重视《唐鉴》的鉴戒感化和劝谏意图,这也成为南宋初年世人对《唐鉴》的一种典型评价。宋高宗掌管南宋政治几近六十年,失政多,良治少,但他终究是一国之主,对《唐鉴》的现实意义仍是把握得十分清晰。这一点,也遭到了张端义的赞扬,认为高宗之言“虽学士医生未尝说到这里”。

  对《唐鉴》以唐史谏时政的特征,南宋学者周必大也颇有心得。在《文忠集》中,周必大奖饰《唐鉴》说:“祖禹著书,皆可备乙夜之览,篇篇便是谏疏”。这种是从《唐鉴》对时政的结果为起点的攻讦,在南宋颇为风行,这一方面反映了南宋统治者与士医生“以史为鉴”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宋士医生们以北宋士报酬楷模积极参与政治的决心。恰是在这一空气之下,《唐鉴》在南宋初年的朝堂之上颇受注重,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东宫官请增读范祖禹《唐鉴》,孝宗也欣然接管。

  (二)对《唐鉴》所包含的义理内涵的攻讦与争议

  然而,正如张端义所言,“虽学士医生未尝说到这里”。南宋以来,学者对《唐鉴》的乐趣多集中于它所呈现的义理内涵。陈傅良在《跋胡订婚公帖》中曾提及:

  余记为儿时,从乡先生学,同窗数十儿,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鉴》一本。是时,三书地点未锓板,往往多手抄诵也。

  陈傅良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他少小之时,当为南宋高宗朝中期。从这段记述可知,第一,《唐鉴》在南宋初期不曾有刻本,但传播曾经颇广;第二,《唐鉴》在南宋,次要是作为儒学教材,与其他理学家如程颐、胡瑗等人的著作一路,作为儒生向学的发蒙。

  其后,南宋理学家们对《唐鉴》的关心有增无减,这此中最有代表性意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理学家朱熹。

  朱熹对《唐鉴》的注重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治通鉴纲目》中对《唐鉴》史论的援引,二是《朱子语类》中关于《唐鉴》的谈论。四川大学粟品孝在其论文《朱熹对范祖禹学术的吸收》中,已经作过一项统计,《唐鉴》近三百条的史论中,《通鉴纲目》援用了207条,足见对《唐鉴》的垂青。然而,朱熹对《唐鉴》的攻讦也很峻厉,这些攻讦多见《朱子语类》。如前所述,《唐鉴》受理学影响很深,程颐等理学家对它垂青也多由于此。可是在朱熹看来,《唐鉴》的谈论“大体好,不甚细密。谈论之间,多有说那人不尽”,“论治道处极善,到说义理处,却有未精”。《朱子语类》中关于《唐鉴》的条目有二十余条,多为批判之语。朱熹认为范祖禹“最好编类文字,观书多匆遽,不细心……为人宏博纯粹,却不曾研穷透辟”。他不满《唐鉴》对义理的阐述,认为“散开无收杀”,而且将之与孙甫《唐史论断》作一对比,认为《唐鉴》不如《唐史论断》“精辟”。朱熹对《唐鉴》具体内容和谈论的攻讦,次要有三处:一是“租庸调及杨炎二税法”事;二是“李世民诛高德儒”事;三是“姚崇择十道使”事。针对这几件事,范祖禹得出“治国贵在得人”的结论,而在朱熹看来,范祖禹重视“人事”远超于“法”,这就有失公允了。朱熹曾总结范祖禹重人事轻法度的缘由:

  《唐鉴》谈论,觉似迂缓不切。考其意,盖王介甫秉政,造新法,神考专意信之,认为真能够振起国势,一新其旧,故范氏之论每认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间而不在法。

  《唐鉴》也有缓而不切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杨炎二税之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善云尔。他也是见熙宁间详于轨制,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服允。

  在朱熹看来,这种基于愤激的情感而发生的攻讦性文字,曾经得到了“义理”的精要地点。朱熹思惟的焦点是“天理”,在他看来,这个“天理”是超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所以才要“去人欲,存天理”,而范祖禹从私家情感出发,得出“得人重于得法”的结论,天然也就算不得“明理”了。

  然而,朱熹晚年,对范祖禹及其《唐鉴》的立场呈现了严重变化,《朱子语类》中关于此有两段主要谈论,其一:

  大略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且如说郡县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接踵,不克不及得他去。如郡县非其人,却只三两年任满便去,突然换得好底来,亦无定。范太史《唐鉴》谈论大率皆归于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说,后来思之,只得如斯说。又云:“革弊须从原头理。”

  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严重,阻格处多,决然难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择人。范淳夫《唐鉴》,其论亦如斯,认为因今郡县,足认为治。某少时常鄙之,认为苟简沿袭之论。以今观之,信然。

  看待统一个问题,前后差别如斯之大,缘由似乎只能从“今”上去找了。朱熹终身坎坷,他少年得中进士,但仕宦仅七载,立朝仅四十六天,任祠官达二十三年,待职、无职或罢职十四年。最终还在韩侂胄擅权下,被胡弦、沈继祖等诬为“伪学”,成“庆元党案”,朱熹“得君行道”的抱负终究破灭。惟其如斯,在其晚年虽然抱负主义情怀照旧,但终究久经磨练,以上寥寥数语,既有基于现实的检讨,也可见无法的感伤。对朱熹的这一晚年情怀,清人王懋竑在所著《白田杂著》中曾评论说:“范淳甫《唐鉴》言有治人无治法,朱子尝鄙其论认为苟简,而晚年作《社仓记》,则亟称之认为不刊之论。而自述媒介之误,盖其履历已多,故前后所言有分歧者,读者宜详考焉,未可执其一说认为定也。”这番谈论,是连系朱熹生平所发的中肯之言。

  除朱熹之外,另一位对《唐鉴》加以注重的是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唐鉴》现今最为风行的版本就是吕祖谦所注的二十四卷本,即《东莱先生音注唐鉴》,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藏书楼所藏宋刻元修本。可是,关于这个版本,南宋后期和元朝所风行的图书目次如《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中都不载此书,吕祖谦及其亲朋所作著作中,也未提“分卷作注”一事,二十四卷本《唐鉴》确有后人伪作的可能。

  吕祖谦著何为多,主要的史学著作有《十七史详节》和《东莱博议》等,前者“所录大略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是史钞类作品,尔后者选《左传》文六十六篇加以阐发评论,是吕祖谦史学思惟的集中表示。《东莱博议》所关心的嫡庶、华夷、天命、王霸、任贤、纳谏等问题,也是《唐鉴》所频频陈述的重点。但吕祖谦对《唐鉴》的关心,并非是由于此书史论的时政色彩,相反,在很多问题上,吕祖谦虚范祖禹还颇有分歧之处。如针对“纳谏”一事,范、吕二人都很是注重,可是范祖禹安身于君臣之间的互动,主意皇帝纳谏与臣子勤谏相连系,而吕祖谦则推崇“善谏”,称“人臣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更着重从君臣纲常的角度出发,对“欲以力强其君者”的做法,长短常排斥的。

  与朱熹雷同,吕祖谦垂青《唐鉴》,也是从“义理”角度考虑的。吕祖谦曾言:“凡伴侣问者,幸遍语之,所当旦夕处置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则随其观者分量浅深要皆与无益,而无他敝也”,足见其对《唐鉴》的注重。程颐之《程氏易传》、胡安国之《春秋胡氏传》以及谢良佐之《论语说》都是儒学的主要著作,吕祖谦将《唐鉴》与之并称,更多的是垂青此中的义理观念,对它所包含的其他史学要素,也就不甚关心了。

  遭到朱、吕等理学家的保举,《唐鉴》在南宋中后期传播更为普遍,在传播过程中,它所承载的理学内涵也愈发为世人所重。陆九渊《象山语录》曾记一事:

  临川一学者初见,问曰:“每日若何观书?”学者曰:“守老实。”欢然问曰:“若何守老实?”学者曰:“伊川《易传》、胡氏《春秋》、上蔡《论语》、范氏《唐鉴》。”忽呵之曰:“陋说!”

  陆九渊对《唐鉴》的立场姑且非论,单就这“临川一学者”而言,他将《唐鉴》作为儒学的必读书目,是很较着的现实,代表了南宋士人对《唐鉴》的次要见地。自朱熹之后,南宋士人对《唐鉴》的谈论多集中于“书法”之辨,胡一桂《史纂通要》、项安世《项氏家说》、邢凯《坦斋通编》都曾针对《唐鉴》的“中宗年号”问题颁发评论,暗示附和。

  这此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项安世《项氏家说》中的一段攻讦:

  《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项安世所言,是针对《唐鉴》记实武则天一朝政治所发之谈论。在《唐鉴》中,范祖禹一改《资治通鉴》系年于武则天之法,系年于中宗,他的来由是:“中宗之有全国,受之于高宗也……全国者,唐之全国也,武氏岂得而间之?故臣复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认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司马光不满武后自立,对她的行为如擅朝政、兴苛吏、蓄男宠等颇多批判之语,可是根基史实仍是连结原样,表现的是据实直书的“信史”准绳,而范祖禹以中宗年号系年,不称“卢陵王”而称“帝”等作法,更多的反映了理学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正统观念。从汗青研究角度看,司马光的做法更胜一筹,但范祖禹对“正统”观念的注重,与同时代以及后世的理学家们遥相呼应,展示了宋代办署理学对史学的影响。以项安世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们,对这一点非分特别垂青,将《唐鉴》微言大义的精力阐扬到顶点。然而,南宋群儒出力推崇《唐鉴》在发扬“义理”上的功效,却忽略了它作为史乘的其他功能,这一方面是理学思惟成长的主要反映,但同时也表白“秉笔直书”的著史思惟在南宋理学昌隆的场合排场之下遭到了忽略。

  受两宋学者环绕《唐鉴》的争论之影响,自宋末以致于清,士人对《唐鉴》的春秋笔法和义理观念不断颇为关心,将这本史家著作当作了儒学的参考书。两宋学者对范祖禹所著《唐鉴》长短功过的评论,本色上反映了宋人对道德的固执神驰和对抱负的孜孜以求;若是将其置于两宋学术成长的大布景之下的话,更会发觉这种辩论对其时史学成长和理学成长的双重鞭策感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只能够摸索宋代史学的成长脉络,对研究宋学的构成、成长与演化,也有着主要的参考感化。

  作者简介:申慧青,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汗青学博士,河北大学汗青学院讲师。研究标的目的:中国史学史。

  文//来自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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